最近看《太平年》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有意思。“太平”放在历史剧里并不响亮，中国人平时说一家人平安、日子安稳，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剧里写的却是五代末到北宋初，那几十年政权换得很快，仗也没少打。后来的人看这些事情，无非知道谁灭了谁，疆域又怎么变了，当时住在那里的人却要面对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一场战争过来，原来的生活很可能就断了。钱弘俶后来纳土归宋，吴越没有再为改朝换代打一场大的战争。放在这样的背景里，再看“太平”两个字，感觉会有些不同。
我也因此想起那句很难听的老话：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”我一直不喜欢那个“犬”字，它把人说得太低，好像能安稳活着就已经什么都不该再要求。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中国过去漫长的战乱中，又不太容易把它简单看成懦弱。史书里的乱世人物很多，故事也多，普通人真正碰上的，大概只是原来的生活忽然维持不下去了。
再看1948年那些民主党派人士北上，我也比过去多注意了一些东西。那一年沈钧儒已经七十多岁。他出生于清朝末年，成年以后碰上的中国一直不太安稳，到了晚年又完整经历了抗日战争。抗战结束没有多久，内战还在继续。
1948年5月，沈钧儒、李济深、何香凝、章伯钧等人在香港响应中共“五一口号”。到了9月，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，后来到了哈尔滨，参与新政协筹备。
这件事后来常被说成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。我以前也基本这样看，现在觉得这么概括没有问题，却容易把当时的处境说得太简单。这些人原本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也不知道几年以后乃至几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。他们能判断的是眼前的局势。到1948年，国民政府已经明显陷入困境，共产党越来越接近取得全国政权，并邀请民主党派参与建立新的政治安排。最后他们去了北方。
至于每个人为什么去，我不想替他们把理由补全。政治理想当然会起作用，长期战争留下的感受恐怕也不会毫无影响。一个从清末活到1948年的人，对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”的感受，很难和后来只从书上知道这些历史的人完全一样。
194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要复杂得多，中国也不是从此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。但有一个结果很直接：此前那种地方军事势力长期割据、全国政权无法真正稳定下来的局面结束了，而且此后没有重新出现。
我们出生以后，这已经不太像一件值得专门说的事情。一个人可以从浙江去广东工作，不会先问那里现在是谁的地盘；政府部门的人会换，城市本身还是按照原来的秩序运转。后来经济发展起来，很多建设也能够一做很多年。我们早已经习惯一件事情开始以后，大体会有人把它继续做下去。
这种习惯平时感觉不到。我自己坐高铁晚点也会烦，很少会因为它每天正常运行而想到什么。人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大概都是这样，用着用着，就把它当成了生活原本的样子。
我并不是因为这些就对现实中的问题少了意见。有些事情该批评还是要批评。只是再回头看中国过去那些断裂得很厉害的年代，会觉得有些东西因为存在得太久，被我们看得轻了一点。
《太平年》讲的是一千多年前，1948年又是另外一个时代，我不想硬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作比较。只是最近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那句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离乱人”总会想起来。
以前觉得这话难听，现在还是觉得难听。只是再往历史里多看一点，会发现中国人把“太平”两个字念得这么重，不只是因为怕乱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真的知道乱起来是什么样子。